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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宪政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把西方的宪政结合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中国在长期以来封建专制意识浓厚的情况下要模仿美国的宪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就验证了这一点。我想讲中国近代的宪政和我们当前脚下的路。这个报告包括两部分:一是中国近百年的宪政奋斗的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二是中国当前宪法实施之路,即我们脚下的路应该怎么走?

  怎么来实施宪法,刚才说我们碰到了制度设置上的障碍,宪法的实施要靠违宪审查制度。中国要不要建立一个违宪审查机构,不是现在才讨论的,在1982年在总结教训的时候都已经讨论了,有人说要搞宪法监督委员会。当时总结,我们希望避免再次出现,希望宪法不要像废纸一样扔到废纸篓,希望国家主席的尊严能够受到保护。...

  我就讲讲制度与贫困的关系,我说的第一个制度是产权制度。国家有句话说资源是国家的。那国家是谁的?国有是谁有呢?所有权的审批、开发矿产资源的人,他们就是国家,谁有权力开发那些矿产资源呢?他们认为谁有权就是谁。既然资源是国有的,与当地的人有什么关系?基本上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制度,财政制度。农村在变,变化是哪儿来的?是农民自己投资的;城市在变,变化是从哪儿来的?是国家投资的!

  第三种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确确实实是大家很清楚的事情。

  第四种制度是金融制度,与银行、金融相关。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城里人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去买房,但是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自己的房子抵押去贷款,乡下人能不能用自己的房子抵押去贷款呢?不可以!

  第五种制度是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全部是2100块钱,但是每个人要交多少呢,100块钱。

  第六种制度,就是资源的配置制度。我想介绍一下扶贫资源的配置制度。我们国家每年有几百亿国家和其他社会各个方面的资金,每年扶贫的钱还是比较多的。这些扶贫的钱,应该说它是属于穷人的。但是这个钱是由谁来配置的呢?

  第七种制度是教育和医疗制度。人们说教育改变人们的命运这个话没错。但是西部的教育能不能改变西部人民的命运呢?回答是很难的。……[全文][发表评论]

  广东省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走在了前列。有人对去年在广东发生的某些事件感到不理解,说为什么广东会出现这么多事?为什么广东的警察会打人?我的解释是,与其说广东出现了这种事件,不如说是广东的媒体把这些事件报道出来了。广东新闻界,尤其是去年的新闻界,为报道本地的一些事件做了很大的努力。

  西方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可以说得到了越来越多强化。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趋势的另外一面,随着西方制度在全球的传播,并不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心悦诚服去接受这套制度。在引进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发挥它在原始国家的基本作用,导致人们的信心丧失。

  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浪潮里,跟宪政相关联的一种趋势是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的对立不存在了,带来了一种新的发展。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正当性的说法。

  按照传统的国家的定义,国家可以制定法律,可以从事外交活甚至发动战争,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最近几年情况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比方说欧洲国家成立欧盟。我们关注欧盟是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它可以对国家进行直接的干预。

  司法权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在不断地膨胀、扩张。司法权力是两派进行辩论,最后找一个中立的人作出一个裁判,这是司法的模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早在170年前,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已转变成法律问题,法院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了。……[全文][发表评论]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讲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转型,第二个问题讲中国市场经济法律的失衡,第三个问题讲中国法律体系和中国的法制改革。

  到了今天,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处在巨大的历史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中国改革的下一步路径实际上是要完成一个从政策之治向法制之治的历史转变。我讲的法治的“治”,不是“制度”的“制”。

  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社会转型,中国这个转型当中之所以有这么多深刻的矛盾,看我们的证券市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国有很多基层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怎么产生的,成就又是怎么取得的,这都跟我们26年改革的政策之治有关系的。

  第二部分是我想重点讲的,就是市场经济与法律的失衡。大家看到,正是因为这套“政策之治”,我们整个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走了26年的改革路径,也宣称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要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看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瘸腿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和市场经济相应的市场经济的基石。这个基石,它包括商业的传统、公民的意识和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最严重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法律的失衡。 第一个方面,有关市场经济产权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缺乏的。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但是与市场经济产权方面相关的法律是缺乏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缺乏和市场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的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失衡现象非常严重。另外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一个很大问题。现在中国传统的带有行政职能的部门现在纷纷进行改革,包括宏观调控现在最厉害的。特别是我们的电信、石油等等,但是这些改革还不够。……[全文][发表评论]

  首先讲一下现在的农村政治架构、现状的由来。中国农村的现实实际上是背负着历史的现实,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其中包含了很多历史的因素。中国这么大,却有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行政架构:基本上都是从村、乡、镇,然后县,有的可能在县上加一个区,如此整齐划一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整齐划一的建制。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这和现在农村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我认为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还有农民负担的问题、干群关系的问题,实际上跟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严格讲,现在的农村的政治结构是军事化的,别小看“军事化”这三个字;但是严格来讲,作为老百姓,官员如果想要支配你,应该要有理由。不光现代的西方社会如此,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官员不能随意干涉百姓的生活。为什么现在是军事化的呢?他什么都可以管,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管你。我们知道,现在的体制:村、乡镇、县这个体制是当时公社体制的变异。当然现在,我们实际上很多事不管了,但是想管的时候还是随时可以管你。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人从道德上去找根源,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体制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这是一手干的,建国以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的,但是这个做得很大,极致化是他的责任。如果从更远的角度来看,从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来看,一直都有,或者更早都是这样的体制。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从开始才这样,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新政时候。实际上,从戊戌维新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过程跟全世界类似的国家一致。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特殊的原因,所以中国走上这条道路。 ……[全文]

  大概在前三四年,当时中央的几个部委几乎同时接到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应当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的方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改革如果从70年代末算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在25年时间里,中国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25年当中,不同阶段社会发展方向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我们走了25年后,社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从历史上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方位?现在是到了应当给一个回答的时候了。

  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和80年代的改革以来是很不同。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它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逻辑,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甚至呈现了和80年代相反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具体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会看得出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90年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新的社会。

  最近10来年,思想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争论,甚至其他的理论往往以它为背景,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新的对立,现在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两派到现在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已经是变成了相互的攻击。为什么?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来看待90年代以来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看。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去观察90年代的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80年代形成的,为了分析80年代新的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说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等等。用这样的工具和概念来面对90年代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由于我们的争论,仍然使用80年代的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混乱。 ……[全文]

  实际上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知情权。我们国家已经参加了联合国的A公约,就是保护文化权利公约,现在已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些年,我们政府又签署了联合国关于人权B公约,也就是政治权利公约,但是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批准。但是去年同志和外国记者讲中国在积极创造条件,等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就会批准政府签署的人权B公约。这里有几个障碍大家都知道,一个障碍是收容权,《南方都市报》去年报道了孙志刚案,就促进了中国不符合条约的制度的废止,8月1号正式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南方都市报》创造一个奇迹,带了一个好头。但入人权B公约还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死刑,一个是劳教。在法律界和开人代会的时候都在讨论,估计不久的将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批准人权B公约。

  你判断一个有权人什么时候清醒和糊涂就是一个权。实际上,立法是一个互动,互动最简单就是公民意识。我们国家最缺什么?就是公民,什么叫公民?自由的并对自己负责任的就是公民。我国多的是草民,居民,市民。我们国家缺的就是公民。

  我在人民大学研究中国社会10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劳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妇女问题,涉赌毒,外加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人犯罪归犯罪学,不归社会学。还有说一门犯罪发生学,一门犯罪预防学。改造成新人就放,改造不成新人就终身监禁。

  我们国家的艾滋病是高科技加腐败造成的。所谓高科技是什么?在1995年3月份,国家实行单采血,将血液中的血浆提出来,再将剩下的红血球输回卖血者体内,一些非法血站就将很多人的血放在一起分离,然后将分出来的红血球输回输血者身体,其中有一个人有艾滋,其他人就感染。艾滋病是非法采血造成的,血液传播的比例是99%。在我们国家有职业卖血的群体,造成了艾滋病大泛滥。 ……[全文]

  院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呢?看看你们的教科书,看看上面的话语,看看我们中国下一部要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警示力。解释说中国面临两大方向的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转轨的问题。中国的转轨问题就是如何自由化市场化,然后自由化、一体化、全球化,这是四大化。我说咱们且不谈意识形态,看世界一般发展经验。只要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在城市化,在货币化、在资本化,用另外四化来解释完全解释不了。俄国之所以没有出这个问题他是在完全独立主权下完成的。为什么?是我们除了工业化城市化之外的国内的国有化产生的资产是用人民币来实现的。我们产生政权的外部新形势是货币信用,货币信用建立了市场,创造了虚拟收益。你只要继续坚持国家的主权独立,政权是相对比较有权威的,他的货币信用就会不断的被创造。

  中国把廉价的产品送到美国,他就给你一张绿色的纸。交换就是如此之简单,他可以保证印刷出绿色的纸就有收益,他的虚拟资本就在不断的扩张,这是他的规律,这是美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表现。你只能在国内维持人民币不被其他货币所取代,我们的GDP在增长两到三倍,但我们仍然不出现大规模的通胀,这是奇迹,是因为你在货币“化”你自己的经济。过去咱们住房都是分配的,不用拿货币来交换,现在大家要买房子。2000年住房货币化带动了很多人用货币购置房子,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你自己在用货币“化”自己的资产,这是在政治主权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做这个事儿。我们要调整货币规律,当然是在世界最强硬的国家之间选择,现在最强大的货币是美元和欧盟,欧盟嚷嚷我国调汇率,不是自找麻烦吗?美国人要我们调汇率,我卖出美元500亿美元,你美元就掉下来,美国也不能随,他说你如果什么时间调先告诉我一声,我们马上抛。……[全文]

  我目前写一些调研的报告,最近也是走了一些地方,我所到之处大家都在谈当前的宏观形势。我把北京当前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做一个交流。我先谈一下我个人对当前宏观形势的看法。我们国家有一个改革内参,集中了一批专家的意见,观点是最多的,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小平台,我们就小范围内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讲完宏观问题,再谈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经验、问题,对我们珠三角的一些启发。

  现在政府成了一体化的主角,搞什么一体化,搞优惠政府、参与化政策。冠冕堂皇是搞考察,实际上打听你的优惠政策去了。一个大投资商他的后面就跟着十几个城市的招商引资的主任,你住多少楼我我们就住你下面,把你吃饭的菜单都给你记下来。而且政府之间靠联席会议,有三个机制,有三个市场联席会议机制,各市经济协作办公室有一个机制,实际上政府办不了什么事。 ……[全文]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明华表示,广州经济地位不容忽视,但是学术上还不尽如人意,社科发展还很滞后。通过举办大型学术活动,特别是北京的知名专家的到来,能推动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北京专家参加过一些政策的决策过程,到广州可以给大家释疑。中山图书馆李馆长称,去年书记视察图书馆,建议办一个“广东论坛”。他们很愿意使图书馆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传播知识的公共平台。

  温铁军认为,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有了新的发展思路,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他希望能把在北京做的分析和讨论拿到广州来分享。著名经济学家新望则认为,现在中国三大都市圈中(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开放程度最高、最具竞争力的是珠三角。他到广州来演讲是希望长三角的经验能对珠三角的发展有一些启示作用。[全文]

  张鸣简介:浙江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张鸣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李曙光简介:江西人,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兼职研究员,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改革项目顾问,世界银行中国破产法立法改革项目专家组组长等职,主要致力于经济法理论、破产法、公司并购与重组、法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他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先后参与《兼并条例》、《反垄断法》、《证券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人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五年立法规划、国务院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工作。著有《中国企业破产与重组》、《中国企业重组操作实务全书》、《政治中国》、《MBO---管理者收购》和《晚清职官法研究》等。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简介:1960年7月出生,山东牟平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1985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96-97年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并翻译多种西方法学名著。他注重在社会层面上传播法治的理念,曾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随笔、评论等逾200篇,他的一些主张已经通过近年来的改革变为制度的现实。例如,我国法官服饰的改变、司法官员选任标准的提高以及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等都与他的呼吁和学理论证有密切的关系。曾入选《中国青年》杂志评选的将对20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100名中国年轻人。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法学家之一。

  李昌平:湖北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曾任湖北省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棋盘乡党委书记等职,后就职中国改革杂志社,现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官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有十多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李昌平因此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我向百姓说实话》等。为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

  蔡定剑简介:1956年生,江西人,法学博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副局长,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制日报》顾问团成员等职。研究专业为法学理论和宪法学。主要致力于中国法制建设理论和实践、宪法和宪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会比较的研究。著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国家监督制度》、《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等。曾当选2002年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